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援助研

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援助研究

  在中国现代史上,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类比的。早在1929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就出现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未曾有过的高涨形势,受此形势鼓舞,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于是要求中共在城市建立统一的苏维埃政权。1931年以苏俄为模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应运而生。在此期间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作战方案、军事人才的培训及其军事装备予以援助并制定了借助十九路军购买武器的计划。此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苏联、共产国际听从中央苏区建议,决本文由论文联盟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军事方面的情况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统一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等条例法令,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和以往一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其政权的构建,也基本上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以苏俄(联)苏维埃政权为样板而进行的。可以说,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在基本模式上曾是苏俄(联)苏维埃在一定程度上的移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从属于工农民主专政的国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代表大会制也基本仿效苏俄(联)模式而确立,无论是政权机构体系的构建和组织机构的设置,还是政权的组织活动基本原则,基本上都是效仿1918年苏俄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在中央政权组织机构的设置甚至在机构的名称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效仿苏俄,采取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三级形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1931年颁布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1933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对地方政权机构体系和职权的规定,也基本效仿苏俄。
  (二)其军事方面的情况
  1930年11月15日,盖利斯在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中关于对中国红军部队总的评述中提到,由朱德和毛泽东组成的第一军团约有“红军16500人,20200支步枪,34挺机枪(各种型号),2门山炮(没有炮弹)。”由第20、21、11军组成的闽粤军团“总人数有8000人,其中有战士4200名,机枪3挺。”由贺龙领导指挥的第2军团“人数为8500人,其中战士5200名,4挺机枪,5门追击炮。”而由彭德怀领导指挥的第3军团战斗力则较强,有“人数约1.7万,步枪1300支,机枪17挺,迫击炮6门。”此外,没有列入军团编制的红军各军情况如下:“第1军是3个师建制,每个师有2个团。人数为6000人,有5000支步枪,12挺机枪。第10军是3个师建制。人数为5000人,有4000支步枪,2门迫击炮。”。此时红军部队总人数及其火力可以用下列数字比较准确地表示出来:1、人数54000人(包括抬担架的人员);2、步枪305000支;3、各种型号机枪70支;4、迫击炮13门。
  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之前,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1933年关于中国红军状况的情报中就提到了国民党军队与我军的力量对比情况,其中国民党军队人数比中央苏共红军人数多3倍,武器装备技术上优势就更不用说了。
  1、军事指挥方面的指导
  主要包括在多次战役与第四、五次反“围剿”中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作战方案的指导等。
  共产国际建议在保卫苏区时,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机动性,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的方法”。
  在关于歼灭敌人黎川兵团时,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上海中央局要“加快它向南推进的速度,并在敌人纵深和防卫很差的地方成功开展具有特殊意义的游击战争”。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苏联、共产国际认为此时应清楚地了解到双方力量的对比,南京政府虽然由于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政治上被削弱、军队士气受挫,但我军应认识到“他们在数量上与武力上要比我们强大很多”。因此“存在着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的很大危险,”。“必须采取一切方法来阻止敌人,集中部队给敌人最薄弱地点以最有力打击,消灭与解除敌人的武装”。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应当发展成为民众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数量上和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力量”。针对敌人以三方面(西南方、北方和东北方)进行集中的进攻以及妄图占领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路线以打破通盘苏区的用兵计谋,我军应“并用游击队袭击、牵制、政治分化等方法去约束和削弱敌人其余的进攻部队,以便能够顺利利用红军具有的优势占领国内交通线”。
  1933-1934年,蒋介石集合了优势兵力,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按照新的计划用改编过的军队在新的战线上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五次“围剿”。共产国际强调此时我军的基本任务就是“保护与巩固剩下的苏区,肃清国民党的地方和常规的军队”。还应对“武装力量进行改组,组建新28军。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政治部,以便不断扩大武装力量。”等。
  2、军事人才的培训
  苏联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培训,20世纪20年代就有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红军军事学校、列宁格勒军事航空技术学校等多所军事院校招收中国留学生。1930年6月15日,联共(布)和领导层会议研究认为此前对中国留学生的军事培训学习期限长,且课程内容偏重正规军作战,已不能适应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决定:今后军事培训的对象应定位为游击队的专门人才,如指挥员、爆破人员、报务员等;学习期限应缩短至9个月以内;学员人数不超过50人;教学人员应为中国人,教学用中文进行。
  军事班学习期限为1年,共300个学习日,每个学习日包括课上学习6小时和课下自习4小时,共3000学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如“联共(布)党史、共产国际史和中共党史”等,也分别各占总课时的3%。
  军事班教学内容设计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如“武器和作战装备”课要求学员不仅要掌握红军武器的使用,还要了解敌军的武器运用,以便日后缴获后能够使用;“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不仅研究分析红军的若干重大战役,还介绍苏联内战中尤其是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游击队的战术,同时还介绍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战术和组织编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美中不足之处是军事班教员均不懂中文,教学需完全借助翻译。
  军事班原本计划招收100名中国红军指战员,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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